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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河内刺汪误中副车（第2页）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在一名侍卫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机场。不知什么缘故，飞机没有按预定时间起飞，而是又延迟了好几分钟。

“在等候登机的这段时间中，陈璧君相当活跃，不时和熟人打招呼，并称是陪同汪先生去成都中央军校作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汪精卫则格外沉着，且大踱其方步。

“汪等此行一共六个人，在机场里前后停留了半个小时以上。”

“半个小时，可惜了……”戴笠沉思着说。

王云孙明白戴笠的意思，无论作任何措置，即使逐级向上级请示，时间也来得及。

“可惜，我们的情报工作在这个地方是个盲点！”戴笠话锋一转说，“你回去务必注意，凡汪系的人进出机场，立即报告，不得延误。”

王云孙离去后，戴笠开始考虑如何对汪精卫一伙实施监控。尽管汪的“去向”尚未明朗，但凭着他一贯倡导的对日“和平运动”，除了投日不可能作其他之想。何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值得他抛开职务、地位秘密出走呢？

果然，在汪精卫抵达河内的第三天，即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招降声明，声称日本政府要“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

汪精卫果然积极响应近卫的“招降公告”，亲自起草声明，于12月29日在汪派喉舌《南华日报》发表，即“艳电”。该“艳电”主张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结束战争，“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

在此之前，尽管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多次代表汪精卫与日方接触，尽管代汪精卫与日方签订了“重光堂密约”，但没有汪精卫亲自出面与日方公开媾和，一切均不足以成为他叛国投敌的证据。

即使秘密出走到了河内，也还有转圜余地。对汪精卫来说，稍不顺心拍屁股走人，逍遥海外，早已不足为奇；与蒋介石一语不合，立马玩失踪，也不是头一回。可这次性质变了，“艳电”一出，汪精卫一伙叛国投敌已是板上钉钉。

“艳电”一出，舆论大哗，谴责声铺天盖地，汪精卫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汪精卫始料不及的。

戴笠已得到蒋介石指令：即赴香港，设法威胁、警告汪精卫在港亲信，阻止这些人公开进行投降活动；同时在河内组织力量，严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多方侦察汪派人物的活动情况。

也就是说，眼下对汪精卫及其同伙采取的措施，只是监控、警告和制止公开进行投降活动。但戴笠也清楚，倘若汪精卫不肯悬崖勒马，对其予以制裁是迟早的事。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又棘手的任务，既要达到监视、警告的目的，又不能被抓住把柄，以免汪精卫狗急跳墙，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考虑到河内不宜久留，否则容易引起外界注意。为慎重起见，戴笠决定将指挥中心设在香港。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手续的限制；交通四通八达，调遣人员十分便利；距离河内不远，乘飞机坐轮船都很方便，乘海轮一个昼夜即可抵达；军统香港区人员等各方面配备齐全，调用十分方便。

还有关键的一点，汪精卫在香港设有重要的汉奸机构，包括高宗武组织的“日本问题研究所”、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与该所下属的“蔚蓝书店”及由林柏生负责的《南华日报》等。

汪精卫一伙出逃后，除汪精卫及家人亲戚、秘书曾仲鸣驻河内外，其他人均驻香港，陈璧君则常来常往。将香港的舆论阵地作为“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的前沿，为推进“和平运动”摇旗呐喊。

1939年元月上旬，戴笠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随行的有警卫王鲁翘、秘书毛万里。毛万里原任北平区书记，后升任代理区长，不久前调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秘书兼业务科长。

到港后，戴笠以铜锣湾晚景楼公寓为指挥部，安排毛万里住在指挥部办公，并以高街六号香港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作为联络点。他本人在指挥部办公的时间并不多，大多时间在外边活动，也常于半夜在联络点会见工作人员，可谓来去无踪。他在香港下榻思豪酒店，据说还有其他秘密居住点，轮流居住。

香港区设有两部电台，戴笠指定报务员日夜值班，专门负责与河内、重庆的通讯联络。

此时，有一个重要人物正在乘水路赶往香港。这个人就是对河内汪精卫负有监视乃至“制裁”重任的陈恭澍。

而在香港，一个威胁、震慑汪精卫亲信的行动已经启动。

教训林柏生

戴笠选中的“恐吓”对象是林柏生。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舆论宣传，是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的。林柏生就是汪派喉舌《南华日报》的社长，汪精卫的“艳电”就是通过林柏生“拍板”发表的。

说他“拍板”，是因为这个过程有一点波折。

汪精卫起草的“艳电”稿件，是由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带到香港的。临行前汪精卫特地嘱咐陈公博，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再交林柏生发表。

顾孟余也是汪精卫的亲信，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交通部部长卸任后去了香港，1938年4月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宣传部部长，因拒不到任由副部长周佛海“代理部务”。

但汪精卫与陈公博等人都没想到，顾孟余一看到汪起草的声明，立刻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汉奸绝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要求“电汪阻止”。

对此，陈公博不置可否，周佛海力主照发，林柏生则态度坚决，称：

“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署名，你们无权干涉！”

此电文一出，顾孟余从此与汪精卫及汪系人物一刀两断。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在汪派的舆论阵地上，林柏生就居于“七寸”的位置，扼住林柏生就等于扼住了汪派的咽喉。汪精卫的主张都是通过林柏生之手，向国内外发表的。“艳电”发出之后，林柏生又奉汪精卫之命，在《南华日报》发表了若干附和文章。这一时期的重要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

戴笠到港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给林柏生打电话，指责他不该发表与国民政府抗战大计相悖的文章和言论，并称要烧掉南华日报社，以期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却不料，林柏生根本没把戴笠的“恐吓”当回事，照样我行我素，攻击国民政府和主张与日媾和的文章依旧源源不断地发表。

于是，戴笠开始布置以林柏生为狙击对象的行动计划。

元月17日，陈璧君邀请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和林柏生到其香港寓所吃午饭，正巧香港警察局政治部约林柏生下午四时谈话。政治部约谈，林柏生不能不去，毕竟他主持的《南华日报》和“国际问题研究室”都在对方管辖范围之内。

午后三时，林柏生径赴警察局政治部。具体谈话内容，林柏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称，对方询问“和平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提醒他注意不要出事，“当心暗杀团，不能不讲求一点御防的方法。要是写封信到警察局来，可以准许携带自卫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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