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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烫得不可辨认，双腿只剩了骨头。史可法跪在左光斗面前，忍不住痛哭失声。左光斗听到声音，举手拨开肿烂的眼皮，发现是史可法，目光炯炯怒斥他：“无能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要你前来！国家已糜烂到这种地步，我已经老了，你又轻生不识大义，天下的事由谁来支撑！你不赶快走，必定会被奸人陷害！再不走，我扑杀了你！”他摸着地上的刑具，真要打史可法，史可法也就只好赶快走了。他后来就把恩师作为榜样，牢记在心中，带兵打仗，多么艰苦，也能忍耐，他说：“吾上恐负朝廷，下恐负吾师也。”唔，这是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

是呀，太感人了！不过，我不明白，这个故事又和罗水泊先生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种很伟大、很高尚的品格呀！

你听我慢慢说嘛，这些思想是水泊的。他说，左光斗和史可法在行为上是很勇敢的人，在思想上却是只停留在忠于君主，忠于老师，就只能是软弱的，甚至是卑怯的。譬如，左光斗遭此虐待，他只恨魏忠贤等太监、不会恨君主，也不敢恨君主。史可法呢，则更是如此，他在扬州抵抗清兵而殉国，当然是壮烈的！可是，再看史事就可以知道，他去扬州督师，是被昏庸腐败的弘光皇帝—；—；也就是福王，还有马士英、阮大铖一伙奸臣排挤走的。史可法是兵部尚书，有兵权嘛！他根本不敢想去发动一场兵变，推翻这个混蛋皇帝。儒家的“君臣父子”的传统观念也使他不愿这样做，甘愿老老实实又无可奈何地避开他们，他在扬州殉国也是用自我牺牲来表明心迹，他是“忠君爱国”的，他用一死报答了君主和国家！难道这不是一种受虐感和自虐感吗？

这个，这个……您说的是有一定道理，我却又觉得也不无偏激，史可法毕竟是伟大的，是品格很高尚的人。

你没有弄懂我的意思，因为，这个事情很复杂，涉及到旧道德和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五四”运动以后，一批新文化的名人批判中国的旧礼教，认为礼教吃人，扼杀人性，对“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道德深恶痛绝，认为所谓忠贞、气节是不合理的事儿。譬如，周作人就是这样的看法。抗日战争后，他落水当汉奸，为自己辩护，说他反对礼教，不承认气节之类的观念，在日伪手下当官，能做一些具体的好事，就是问心无愧。周作人后来给周恩来写的一封信，全面叙述他的观点。汪精卫的汉奸理论也是差不多，也说他做汉奸是对民族的命运负责任，是一种“曲线救国”，尽量阻止日本人少掠夺一些中国的财富嘛！结果呢，他们成了反封建的英雄了！也成了“新道德”的实行者了！这、你难道说是由于新道德影响下形成的思想误区造成的吗？显然不是！它只是求得心理平衡的自我解脱方式！是一件虚伪的道德外衣！不过，这也能使我们想一想，那些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全是不对的，一律都该抹杀吗？罗水泊就说过，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观念，如果没有继承，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也脱离了中国历史，也就无法做出真正有力的批判。他举了一个例子，“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这句话是错的吗？应该改成“不忧天下，及时行乐”吗？基督教在全世界仍然有其不衰的影响力量，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信奉它，基督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光彩耀人的永恒形象嘛，他用自己的身心痛楚去解救人类的痛苦，走向十字架，就是忧虑人类啊！再说史可法，他当然是高尚的人。史可法的“双重人格”，行为的勇敢与大义凛然，思想的懦弱与无可奈何，是带有悲凉的色彩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罗水泊承认，他自己也具有这种两重性。

宋先生，我斗胆问一句，您自己呢？

哈哈，问得好！问得好！哈……当然，我也有啦！这是民族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烙印啊！我们的身上都有。这也是个迷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谁也走不出去。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觉得占据了数千年之久的儒家伦理道德实在是个大桎梏，它禁锢了民主思想，尤其以宋朝的程朱理学发展到顶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极其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真是应该彻底打倒它！但是，要是全部一扫而光呢，行不行？完全不讲忠诚吗？不讲孝顺吗？不讲气节吗？不讲义气吗？恐怕还是不行。我有许多老朋友还有长一辈的老师，都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讲新思想新道德的。他们满口外国名词，回到家里，却是十足的夫权主义，对待老婆就像奴隶，动辄打骂。连洗脚水也要老婆端到跟前来，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主平等味道？哈哈，我讲的实有其人—；—；当然不能告诉你名字！这个朋友现在已经去世了，是个好人，文化大革命时他看致罗水泊的日子很凄凉，还偷偷塞给他钱。一九六四年，有一天我们去那个朋友家吃饭，不知怎的，好像是为一件事，那个朋友脾气暴躁地骂老婆，还踢了她一脚。罗水泊怒不可遏，指着那个朋友大骂一顿，说他欺压妇女、禽兽不如什么什么的。从此，两个人就绝交了。一直到我们从干校回来以后，他俩才算合好。

唉，罗水泊真是一个纯真的人！

对呀，这才是对水泊这个人的中肯评价。我以为，报纸上对水泊的那些赞誉之词，伟大啦，高尚啦，这个那个啦，都不如“纯真”二字最为适合。这是他的灵魂。记得，一九四九年，我们俩决定回国，一天晚上很激动，在塞纳河边坐了整整一夜。那时的巴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常见有些法国人在瓦砾堆里捡东西。我俩天南海北聊着，罗水泊又很热情他讲起了祖国，还有，生长在广羡土地上的中华民族。他说，我们民族温和善良，爱好和平，勤劳节俭，尊老爱幼，注意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有许多优点。也有一个致命缺点，它相信人能够主宰人，因此皇帝统治好自己的人民，父亲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天下就平安了。这也是“君臣父子”伦理道德观的起源。我们民族的“天命”，从来只体现在某一个皇帝身上，似乎这个皇帝就能代表上帝。可惜，皇帝们又都是肉身，只想享乐纵欲，过快活日子，臣民们就只剩下磕头的份儿了，连皇帝的罪都说成了自己的罪过，深深培养出极其驯服的奴性。这种奴性，又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势利眼，“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基础上，它的道德观必定具有极大的虚伪性。“是与非”都让“势利”二字抹杀掉了。它也使得人们实质上没有了罪恶感，只有了懦弱。占统治地位的强大力量就是好的、对的。强盗和流氓只要做了君主，也就成了伟人。所以，在这种伦理道德观念统治下，所有新思想新观念只要在萌芽状就会被扼杀，任何具有启蒙精神的新人命运也都是悲惨的。例如明朝的李蛰这个人，极端蔑视礼教，就被逼疯了。罗水泊说得激动了，又站起来踱来踱去，还往夜色迷蒙中的塞纳河里丢了一颗石头。他长长叹息一声又说：“可是，我们还是爱我们的民族！挚热地爱它。这不仅仅因为我生在中国土地上，长在中国土地上，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血肉相依！还有，正是因为这样，历史放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才特别沉重，我们又必须挑起它！”罗水泊讲到这一句话，用力地挥舞着拳头，差点儿没打着我的鼻子，哈！

啊，啊……

一九四九年底，我俩离开了法国，先去了瑞士，又到波兰，经由苏联回到了祖国。

我俩并不怎么喜欢巴黎。这个城市的妩媚不减当年，香榭丽舍大街整洁、静谧，沿街到处是草坪和鲜花。巴黎虽然也经历了战火，常见到一些房屋废墟，可主要建筑物还保存完好，大、小皇宫、拿破仑墓、凯旋门，还有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埃菲尔铁塔，我们常常去游玩。我俩还跟几个中国留学生去过一趟柏林，是搭乘美军的军车去的。柏林可是满目疮痍了，到处都是破烂的瓦砾堆，几乎见不到什么高大建筑物了。但是，我俩却感觉到战后的巴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颓唐和萎靡的气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贝当政府腐败无能，战争爆发不到六星期就兵败如山倒，投降了纳粹德国，强大的法兰西帝国一下子崩溃，沦为德国傀儡国。这种历史耻辱深深刺痛了法兰西民族的自尊心，再加上战后的经济不景气，政治局面一片混乱，也更使人丧气。在巴黎，数千人的示威游行天天不断，老百姓人们忍饥挨饿，衣衫褴褛，最注重服装仪表的法国人竟然穿着木板拖鞋上街，由于没有皮革制鞋！

巴黎的气候很奇怪，刚才还是金色阳光照耀着，一会儿又是乌云遮日，下起霏霏细雨。法国人没有打伞的，他们悠然自得在雨里走，干自个儿该干的事。我俩呢，在街上蹈跳着，钻进一家小酒馆，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秃顶老头儿站在柜台前。我俩每人要一杯苦艾酒，坐下慢慢啜着酒，瞧着窗外湿漉漉电线上淌下的水滴，只是怔怔望着，一句话不说，滋味儿是很闲适的。

兀地，闯进一个歪戴船形军帽的美国大兵，冲我俩挥手打个招呼，吊儿郎当地坐下。秃顶老板顿时忙活起来。端来了啤酒和苹果馅饼之类的吃食。美国大兵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喝着啤酒，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瘦削的法国姑娘，脸色苍白，很年轻，用手轻轻拢着淋湿的金发。她走到那个美国兵跟前，问他要香烟。很快，两个人就傍在一起了。姑娘讲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美国兵说着词序混乱的法文，两人又呱呱笑着。又一会儿，那个法国姑娘被美国兵搂到怀里，他旁若无人伸出一只手在她的蓝色衬衫里任意摸索着，她咯咯地笑出声，好像一口水噎在喉咙里。

我和水泊尴尬地对望一眼，准备起身出去。

我俩刚站起来，美国兵和法国姑娘也互相搂着跌跌撞撞走出小酒馆。临走时，美国兵丢了两张美钞在桌上，向秃顶老板打个响指。

我俩跟秃顶老板结账时，水泊却忍不住说了一句：“唉，你们的姑娘……怎么能这样！”

水泊常常是这样，很天真。但是，这句话实在不该说的。由于文化因素不同，东方人与西方人有一层很深的隔膜，我们当然不应该用自己的道德观去随便批评人家。我赶紧拉了一下他的袖子，他大约也觉出了，脸涨红了。

那位秃顶老板却很冷漠地瞥我俩一眼，问：“你们是日本人？”

“哦，我们是中国人。”

“你们尝过饥饿的滋味儿吗？”

我们俩没有回答，只是窘迫地笑一笑，付了钱，就赶快走出小酒馆了。水泊引出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他自己也觉得可笑。我们都是从穷困的中国出来的，当然都尝过饥饿的滋味儿。症结却并不在这儿，我们企图用中国的道德观去说服法国姑娘吗？告诉她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才叫逗乐呢。

我俩能到欧洲留学，完全是偶然机遇所致。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们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都学法语，也略通英文。忽然，一纸征调令下来，让我们去给美军顾问团当翻译。我们内心很兴奋，巴不得为国效劳呢。天天捧起一部汉英词典，拼命补习英文。当时，一些高年级同学已被征调到孙立人部的美军顾问团里，随军进入印度了。应征那天晚上，宿舍中聚集几个同学，喝一瓶白酒，吃着花生米，卤牛肚等，又点燃一支蜡烛，天南海北聊着，还唱了《满江红》。我们明白自己是翻译，打仗的机会挺少，却仍然渴望上前线，能端起刺刀战斗。其实，我俩随着美军顾问当翻译一年多，根本没有到最前线去过。倒是沾了那些美国人的光，吃了不少牛肉罐头和巧克力。在桂林附近，遇到几次日军飞机轰炸，炸伤了水泊骑的一匹马。与我们在一起的美军上校纳特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伯克利大学研究古汉文的教授，说话常常用古文句式：“君知否？”“余心甚慰”。我们有时也一下子听不懂他那怪腔怪调的古文呢。不过，纳特的法文也很流利，我们更多是用法文交流。平时有大量空余时间，纳特对中国诸子百家中墨子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水泊是世家子弟，几代相传的书香门第，国学根抵也很深，纳特与水泊很投机。抗战胜利后，纳特要回国了，一天晚上，来找我俩，说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在巴黎大学当教授，也是研究东方文化，写信来要他推荐两人去当助教，问我们干不干？还说，去法国的路费都不用我俩掏，就要我俩办好出入境手续和护照。过些日子，恰有一架美军飞机去巴黎，他拜托一位朋友，诡称我们有公事去欧洲即可。这真是从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我俩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就赶紧做各种准备，护照与入境签证都是纳特帮忙迅速办好的，我们只是准备一些衣物，匆匆登上飞机。本来，我和水泊都想回一趟老家，拜别父母高堂，由于时间紧迫，也只好作罢。以后，整整半年时间，我们各自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去了哪儿，为我俩一下子没有任何消息而惊慌，以为我们已战死在疆场了。

这一段经历，那时对于我俩来说，固然是幸运。但是，正如庄子所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解放以后，我俩回国，却又成一个怎么也洗不清的历史疑点，常有人审问我俩，那个美国人纳特为什么会好心眼儿介绍你们去巴黎呢？有谁能证明他的举动不包含任何政治用意呢？又谁能证明你们俩在巴黎大学只是教书和读书，没有为帝国主义特务机构服务呢？唉，我俩真是有口难辨！罗水泊就为此发牢骚，五七年被扣上右派帽子。我呢，战战兢兢地谨慎过日子，也到底在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美国特务嫌疑”的帽子被关进牛棚。

在五七干校时，领导分配我俩一起去放鸭子，同出同归，我们又亲密起来了。那时，他的老婆秦少蓁在文化大革命初自杀了，孩子们也与他断绝来往。水泊成了孤零零一人，他似乎满不在乎，空余时间就抓本书看。中国书，外国书，古文书，历史书，经济书，什么书都看。我呢，因为老婆写信要求离婚，心情非常压抑苦闷，晚上提了一瓶二锅头去找他。也没有下酒菜，只是对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两人不提眼前的事，却津津有味回忆起在欧洲的三年生活。这正如唐代诗人贾岛所写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把并州做故乡。”巴黎大学的校园在一个小城镇，避开了都市的喧嚣，山清水秀与江南景色相近，我俩在担任助教同时还攻读了拉丁语言文学和古希腊史等等。放假了，就到各地游历，去过波尔多、马赛等地。还去过与法国相邻的比利时、荷兰与意大利，我俩是穷学生，当然掏不起钱旅游这些国家。是罗水泊认识了一个专管后勤的美军军官，我们跟着运输军需品的车子去游玩的。水泊这人很聪明，到了哪儿都有办法，那段日子真是色彩斑斓啊！

那天晚上，聊呀聊的，尽情回忆着，我忍不住问他一句：“水泊呀，你说，我俩当年若是不回国，仍是留在国外，又会怎样？”

他脸上红扑扑的，斜睨一眼，洞穿我心思地问：“怎—；—；么，后悔吗？”

我又反问他：“难道你不后悔？”

他把酒瓶一顿，一字一句地说：“我—；—；不后悔。”又引一句屈原的诗说：“虽九死其犹未悔！”

听了这话，我默默无语，一点儿也不奇怪，晓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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